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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认本期故事主角是王喜花，她在威高33年，从粒料车间、输液器组装，到质检员、班长，2022年退休。她说话带着威海口音，不急不慢，可一讲起三十多年前的工序，哪个配件装在哪头、出多少头、用哪种胶，记得清清楚楚。
“10000=0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威高的这个管理理念。”王喜花说。这句话像一句口号，可在她这儿，是三十多年一天一天守出来的：缺一个护套、多一根头发、错一个批号，都过不了她这一关。一支不合格的输液器放进下一个工序，就可能扎进病人的血管里——威高人，就是把质量刻进骨头里的人。
采访王喜花那天，是个平常下午。落座后，她的话匣子慢慢打开，从1990年刚进威高说起，一直说到退休以后。
那一年她19岁，从乳山来威海，哥哥带她进了威高。一到厂门口，她先看见八个字，到现在还记得：“开拓创新，求实巩固。”车间里干干净净，工人有条不紊，她一下就安了心。她先跟着做了一个新产品，半年后转到粒料车间——那是给输液器导管做原料的地方，做出来的小粒料有蓝的、有绿的。“觉得挺新奇，还挺好玩。”她笑。
可一个19岁的姑娘，人生地不熟，车间里又不让说话，一天到晚重复同一个动作，她觉得“有点不自在”，一度想打退堂鼓。“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本地人，就我们几个外地的。”多亏了老乡唐凤大姐，工作上带着她，生活上照顾她，隔三差五叫她回家吃饭：“找个工作不容易，你能干就坚持着。”还有粒料车间的班长，哪个工序卡了壳，她都耐着性子一遍一遍来教。她说：“我能坚持下来，最感谢的就是这两个人。”
1998年，她怀了孕，上不了三班倒，转到输液器车间，改上长白班。净化车间里要戴口罩，不许说话，一股消毒水味。活儿是纯手工的：把拉来的料切成导管、穿刺针导管和排气导管，刷上环己酮胶粘上药液过滤器，再装滴斗、插针头——一个动作连着一个动作，一坐一上午。“一天两千多支，手让胶泡得发白，早晨起来是胀的。”有人干得指甲盖和肉都分了家。她怕丢件，就一边组装一边数数：“练到最后，一天两千只产品，我一个缺件都没有。”
2004年5月，她当上组装质检员；2006年调到包装做质检；2008年升任班长，第二年又做了包装班长。位置变了，较真没变。
最难忘的，是一只缺了护套的静脉针。装袋的工人检出一只缺护套的产品，随手放在工作台边上，结果混进了合格品里。那一批30箱、12000只，已经送到灭菌中心。“静脉针是往血管里插的，针尖要是受了伤，是要出大事的。”下班后，她这个组12个人去了灭菌中心，把箱子一箱一箱搬回来，灯检台上一包一包地拆、检、装。第26箱，那只产品被找了出来。“那一刻，心一下就放下来了——可是找出来了！”那天晚上快11点，大家一人一碗泡面，“吃得特别香”。
还有一次，是批号上多了一个空格。数字中间空了一块，好几箱货都干完了才发现，只能返工。“第二遍要卡着原来那道痕儿，速度慢一点、温度高一点，特别难。”那次以后，她想了个办法：封口的人先自查，剪下小纸条给装袋的人再看一遍，质检员最后再审一次——三个人三道关，这个办法一直用到现在。
最让她“丢人”的，是一根头发。2013年，她当班长，新厂房还没搬。插瓶针的护套上沾了一根头发，封口的工人误把它当成不合格品修了修，又混了回去。20箱货已经封了箱，一箱一箱又打开，翻箱倒柜地找。她停了一条线，返工了四个多小时；下班后，大家又加了两个小时的班，把当天的产量补了回来。货到了市场，一根头发罚了8000块钱。“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丢人——怎么是我们生产的产品被点了名。”从那以后，每天开工前，每个工序都要做一次生产前的培训：封口要严实，盖帽要到位，装袋要一支一支在灯检台上过。
2001年那场大火，是王喜花在威高最难忘的事。1月16日，车间突然起火，大家站在厂区里，眼看着厂房烧起来，谁也没走，抱在一起哭，谁也没想到，公司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年货。“很多人说，即便今年没有年货，我们也没有任何怨言。”正月初三，第一批职工去了寿光生产自救；过完正月初十，王喜花和另外15个姐妹也去了。孩子才两岁，她把他送回乳山的娘家。在寿光，一天两班倒；想家了，就拿IP卡排队打电话，“一说话就哭了”。她在寿光待了38天。回来那天，领导敲锣打鼓地欢迎，新厂房一个多月就重新立了起来。她记得陈书记说过一句话：“当威高再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。”她说：“公司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去，没有什么理由。”
2015年10月7日，他们搬进了新厂房；如今，输液器一个班8小时能生产4万只，以前再快的手，一天也不过两千多支。“只有我们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”她说。退休前那几年，威高上了自动化，车间里开始用机器人打包。
2022年，王喜花退休，在威高整整33年。“现在我一讲，我是威高退休的，是一名威高人，就特别自豪。”威高给了她一份工作，也把她从一个不敢说话的小姑娘，磨成了能上台做PPT汇报的班长。
（张凌娟 毕艳霞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