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篇语：威高三十八年了。从田村几间平房起步，一路走到今天，这条路走了很久。可走得再远，也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，更不能忘记那些用青春铺路的人。
《威高老友记》系列采访，就是想找回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。这不是一期两期的节目，而是一场长期的对话——我们会陆续走进更多威高老员工的家中、回忆里，听他们讲那些年的故事。
说实话，采访之前，我准备了厚厚的提纲。可真正坐下来，我发现最好的问题，往往是那些顺着他们的话茬自然滑下去的问句。他们不需要被“挖掘”，他们只需要一个倾听的人。“就怕自己干不好”“觉得这群人能成事”“图以后的日子能好一点”。他们的讲述里没有怨言，只有感激；没有后悔，只有不舍。
这些故事值得被记住，不只是因为感动，也是因为它们回答了两个问题：一个人为什么愿意把一辈子交给一个企业？一个企业又凭什么值得一个人托付一生？答案就在他们的讲述里——是信任，是情义，是那些年一起扛过的苦、一起笑过的甜。
今天，我们把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、拍成视频，想让年轻一代知道，威高的根在哪里，威高的魂是什么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。
采访苗淑霞那天，是个大晴天。我们早早到了她住的小区，正低头看手机找楼号，一个声音从身后传过来：“是威高的吧？”我抬头，一个精神抖擞的大姐笑着站在那儿。我们没见过面，但好像有一种默契，一眼就认出了对方。
苗姐领我们进了家门。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茶几上摆着水果，热水已经烧好了。她话多，说起威高就停不下来，从十八岁进厂说到退休，从手上的血泡说到大火烧掉的年货。她说着说着就笑，笑着笑着眼眶又红。整个上午，她几乎没有停下来过。
她的故事，得从头说起。
1988年，苗淑霞十八岁，一个农村姑娘，第一次穿上工作服，走进车间。“车间里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，心里又高兴又紧张，就怕自己干不好。”她说话时眼睛弯弯的，像三十多年前那个小苗。她不知道，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她做侧漏，手天天泡在冰水里，加班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，手上血泡磨破了结痂，结了痂又磨破。可她说那时候不觉得苦，“每个月拿到工资，心里就有盼头”。眼看着老车间旁边盖起新厂房，设备一台台进来，厂里人越来越多，“你就觉着，这厂有奔头，干下去错不了。”她笑着说起来。
她年年评先进，奖状拿了一张又一张。问她为什么这么拼，她笑笑：“拿了工资就得对得起这份钱。”有一年冬天，她骑自行车上班，路上雪大路滑，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她愣是推着车走到厂里，换了工作服就上了生产线。班长让她歇歇，她说：“没事，活儿不能耽误。”
那时候，车间里加班是常事。活多的时候，大家都不走，干完为止。没有人问加班费多少，也没有人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。苗淑霞说，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，觉得活没干完就不踏实。
2001年腊月二十二，快过年了。她攒了大半年的钱，买了一件新羽绒服，还备了年货，准备好好过个年。可一场大火，全烧没了。她站在厂门口，看着里头还冒烟，心里疼得说不出话。可没两天，厂里通知去领年货、领工资，啥也没耽误。她说，那天她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——这个厂，是真把你当自家人。
从一线员工到班长，再到车间主任，她一步一个脚印。谁家有困难，她比谁都急；谁工作上出了差错，她从不推卸责任，带着大家一块找原因。她说：“当主任不是当官，是得比别人多操心。”
她在威高干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干到退休。说起威高，她满口都是感激：“加班时食堂送热包子，孩子考上大学厂里塞钱，退休时领导红着眼眶留我。这些不是制度，是人心。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威高的大巴车开过，看到穿着威高工作服的年轻人，心里就觉得踏实。”
这就是苗淑霞的故事。整个上午，她几乎没停过嘴。说起车间里的姐妹，她笑得爽朗；说起手上的血泡，她把手伸出来比划；说起那场大火，她声音低下去，眼眶红了。
她说，这是此生最好的选择。我坐在她对面，听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忽然觉得，一个人能认定一个地方，把一辈子交出去，而这个地方也把她放在心上——或许没有比这更踏实的事了。
走出小区，阳光还在，不偏不倚地落在肩头。我明白，三十八年的时光从未走远，它只是悄悄藏进了这些泛黄的奖状里、磨出老茧的指节上，藏进了每一个清晨准时亮起的车间灯光中。
《威高老友记》还会继续走下去，只要还有人愿意讲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，威高的根，就永远扎在泥土里，沉默，却向着光，往上长。
